父亲悼念母亲逝世三周年的祭文
写在祭文前面的话
文英去世那天，她单位的领导和生前的一些同事前来悼念。一位领导问我要不要开追悼会。我表示同意并说文英一生兢兢业业在金融系统工作了三十五年呀！然而，领导问我有没有悼词，我说请组织上写吧。于是追悼会就不开了，毕竟她只是一般干部，无足轻重。但我还是感谢领导们前来看望文英遗容，当年内退前，文英凭三十五年金融工龄参加宁波市金融系统全国劳模旅游团，赴三峡、四川旅游。领导对三十五年是崇敬的。
三年来，我沉浸在悲痛的阴影之中，也曾想借祭文写她的身世和为人，让后辈知道。我想到我不久的将来也会死，这是自然规律。文英是一个弱者，在单位里、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中一员。虽说英雄尚且不提当年勇，“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正因为她是一个默默无闻者，我作为她的丈夫，四十三年的夫妻，必须对她有一个恰当评价，所以在三周年祭写此祭文以示怀念和祭奠。
祭 文
杨文英，吾之爱妻，福建浦城人，生于公元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农历丁亥年八月初四），逝于公元二ＯＯ九年三月三十日（农历己丑年三月初四），享年六十三岁。
文英幼年体弱多病，长期住在外婆或阿姨家，直到一九五九年春，其父工作调到福建建西林区连墩伐木场工作，把文英接来。当年其父月薪四十多元，其母是家属耕山队员，无固定收入，文英的弟妹又多，以微薄的工资要供养全家十口人生活，仅能填饱肚子而已，更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缺乏粮食，人们以“瓜菜代”、“野菜草根代”，故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况。在上小学年代，文英还要携带弟妹去上课，放学回家还要采兔草喂兔子、做家务。然文英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意志坚强，在贫困中读完小学，当年考上建瓯四中（远在六十里外的房道）。从连墩到房道，无公路可通，要翻山越岭走六十里山路，多茂密山林，林中多飞禽野兽蛇虫，中间只经过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因为家贫吃不起学校食堂伙食，在三年求学中，不得不每星期回家一次，自带大米、酸菜到学校食堂蒸饭。但必须利用课余时间上山砍柴，交足学校规定的柴禾定量。每逢星期六，必须上完下午一节课后才能离校。一个女孩孤身一人步行六十里山路，穿越林间小道，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星期天帮母亲做家务，下午带上四、五斤大米、一罐酸菜回校，如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父亲单位职工有分到一斤猪肉或咸带鱼，那么在酸菜罐内添上几块红烧肉或咸带鱼，那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一九六五年七月，文英初中毕业，并考上了南平中等师范学校。虽然当时师范学校学杂费全免，但她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为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为让弟妹能上中学，她决定弃学求业。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参加了经济工作，当一名营业员。到一九六六年七月，经有关部门考核批准，进人民银行建西县支行当试用干部，任出纳员。从此开始了三十五年金融工作的经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我与文英结婚。文英一生生育三胎。长子一九六七年六月出生，到产假满后上班时，正逢“文革”中各地两大派武斗，建西爆发“八．九”武斗，真刀真枪，互有死伤，持续时间很长，在这混乱期间，文英既要坚持上班，又要顾及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不得不把孩子送到镇海请奶奶抚养孙子，每月按时寄十元钱和定量的全国粮票。孩子这一去，就是将近八年，实因低工资无法筹集往返路费和回乡的费用。次子于六八年十月出生，缺少母乳，又买不到奶粉、奶糕，以米汤、稀饭喂养，文英既要上班又要进“斗私批修”学习班，不得不请十元钱一月的七十多岁小脚老太婆白天抱抱，终因孩子长期营养不良，患百日咳造成心力衰竭，山区缺医少药，直至送到部队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而夭折，当时仅十一个月。三子出生时，我调到地委党校远在建阳，文英只得请十二元一月的农家保姆，坚持上班不缺勤。十年内乱期间，文英踏踏实实坚持工作岗位，厚厚道道做人，其间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和冲击。但她宽厚待人，不予计较。
文英为人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一生天真无邪，不谙世故，疾恶如仇，快人快语，无个人隐私，也无个人防范。她认为世上总是好人多，好人有好报。她对数字和语音有一种天赋，也许是职业原因，一长串数字她可以记牢，很多电话号码能熟记心中，经手收付的钞票面额和捆数、张数能记住，过一些时日而不忘，这就有利于票据凭证时代的出纳工作。她到一个地方能很快学会本地话，她能讲浦城话、建瓯话、福州话，尤其是建瓯话，人们以为她是建瓯人。加上她人为随和，上能与七、八十岁老人聊天，下能与少年儿童嬉戏，与年轻人沟通，与同学、同事以及亲朋交往较多。但她从来不结交豪门权贵，从不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从不巴结领导走上层路线。相反，她一生属于底层的弱势群体。
她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热爱和关心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她以家中菲薄的工资，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上为老人考虑，下为子孙着想，安排家庭生活。可以说，在娘家是孝顺女儿、好大姐，在婆家是好儿媳、好弟媳、好嫂嫂和贤妻良母。在福建工作时，每隔几年总要回沪、甬探亲，看望公婆。回来一次常常是要还债一年。一九八八年初，为赡养老人，跟随丈夫，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居住环境和人缘关系，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远离父母和弟妹，从闽北来到镇海，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来镇海后，十分尊重公婆，平时，不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雨，凡遇节假日都会偕同丈夫携带孩子到公婆处问安，与弟妹们聚会，以叙天伦之乐，慰藉老人心灵。在公公生病住院时，参与值班护理，为病重的公公洗涤柏油般血污粪裤。大雪天丈夫不在家，想到婆婆孤身一人，天寒地冻，买了鱼肉大白菜去看望婆婆。她也不忘娘家，每年要请年休假回闽探望父母，并帮助下岗困难的弟妹，帮助他们外出打工，资助侄儿外甥上大学。
她对丈夫无限深情，积极支持我工作和学习。她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和做家务。在麻沙工作时，每天去上班是左手提只篮，右手牵小孩，旁边还跟着一个孩，一路送他们到小学门口、上幼儿园，然后急匆匆上街买菜再赶到单位上班，十分紧张。她这样做是让我专心致志备课、上课、搞好教学。我还经常上山下乡搞调研，进京赴省去学习，南下北上忙开会、搞写作，有事离家一去一、二个月，最长将近半年，根本顾不上家。遇到她自己生病，孩子生病或受外伤，也只能自己一个扛着。当时党校有人夸她是：“好妻子支持丈夫没有话，丈夫肩背挎包走天下”。调到镇海后，我多次因重病赴甬、沪住院，她每次都请长假去护理，我住高价病房，她只能睡地板。我动员她回去上班，单位要她回去上班，她宁可不要奖金、工资，甚至自己出钱雇单位内长期临时工加班顶替她的岗位，以至待岗，也要陪到我康复出院。
她十分热爱从事的金融工作，当年商调镇海时，曾有大企业愿意接收她去搞财会工作，她谢绝了，还是选择了金融工作。几十年来，她在本职岗位上总是虚心好学，努力工作，认真搞好业务，乐于帮助别人，热情接待客户，广泛获得客户经办人的好评。
然而，她又淡泊名利，实事求是，贵有自知之明。一九八七年她评上助理会计师职称后，领导找她谈话，说她在长期金融系统的工作实践中，和现在承担的工作量与业务水平，可以进一步申报中级职称会计师，希望她进一步申报并写一份合格的论文，可望通过评审，从而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但她坦率地说，自己的业务工作可以超负荷地干，但理论水平不高。为了有更多的业务时间支持丈夫的工作，照顾和守护好孩子的成长，宁愿放弃这升迁的机会。来镇海后，组织上也考虑过她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动员她到基层单位做负责人工作。她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强婉辞了。
要说文英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唠叨，唠叨曾使亲属讨嫌和误解。其实，唠叨是缺点也是优点。唠叨是一种心声的传递、释放和发泄（发散）的方式，以求得心理平衡，大都是一种爱心的、弱者的、无助的心态的表现。研究文英的唠叨，大都是出于爱心，以关爱的心态重复她对小辈的关心，以她的观点希望别人理解。再是，她是一个弱者和地位低下者，她在外面可能受到委屈无处伸张，到家来在亲人面前倾吐，这种唠叨也就无可非议。人云中国女人多唠叨。这正反应了中国女人一是多爱心，二是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不高的反映。
纵观文英在金融系统工作三十五年，其一生平平淡淡，平凡而无突出业绩，只是一个热爱本职工作，遵纪守法，遵守规章制度的老实人。上班是一名合格的金融战线员工，下班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合格的妻子和母亲，一个善良的老百姓。
然而天不佑善良的好人，未到退休年龄，国家的政策要裁人下岗、提前内退。她被内退了。退休后又遭病魔厄运，身患绝症。她以坚强的毅力和平静的心态，与病魔整整斗争了八年。她以顽强的生的欲望与病残的丈夫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依然尊老爱幼，定期看望婆婆，关心着下一代的成长和进步，依然年年返闽探亲，看望父母和弟妹们。她热爱着自己的故乡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向我提出要求，要去重访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浦城，要去祖国的首都北京，参观升国旗、看故宫、凭吊圆明园。我陪她实现了访故乡、上京城的心愿。而后她又自费参加她们单位的青岛大连等地的旅游。她为改变居住高层的不利条件，奔走于房介所，选购低层的二手房。她以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和抗病的信心，广交病友，互相鼓励和交流抗病的经验，积极寻找良医新药。然而谁也想不到，在不健全的医疗制度下，专家和慈善机构以救济名义推荐的一种进口新药，先要病人自费花数万元服用三个月，凭买药发票去申请三个月以后的免费供药，还要由下而上，层层有关单位审查批准。在当前这不健全的医疗制度下、道德缺失和社会腐败的情况下，让少数“专家”垄断了用药权利。十万分之一的不良作用居然降临到文英的头上，断送了她八年的努力，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最后一段的住院日子里沪甬两家医院的专家们对病人的冷漠和推诿，以及在甬病危时竟无专家医生抢救，实在令人发指。
文英临终前要求“明天给我买件新衣裳，叫晓明开车来接我，我要回家”。突然她说“房颤又来了……”就这样在没有有效抢救下，她走了，永远地走了。实在令人心酸和痛心疾首。呜呼哀哉，尚飨。
祭奠人 朱良元
公元201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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